概括而简要地说，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，探索学习环境的诸因子︰学制、学校、教师、教材、教具、教法、发展机会等等，以了解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环境机制，从而有助于教育方式的改善，教育效果的促进，并改正不当的教育措施，使受教育者的正常身心发展获得保障。其中，常被忽略的是「学习环境中的政策因素」。由于西方研究传统的影响，一般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关心的，基本上是「教与学的历程」，很少人注意到，教育政策的广大影响，最终将反映到学生的身心发展上。譬如说，台湾行之有年的「分流教育政策」，以「定终身」的压力，对学校气氛、教学生态等等造成深远的影响，最终均将反映到学生的身心发展上。

    因此，教育心理学研究至少包含两个主要的层次︰其一是，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政策研究，以改善学校的运作环境；其二是，深入探讨教与学的动态历程，以改善教学效果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检视近数十年来台湾的教育心理学研究，将会发现，有两个现象是十分明显的。首先，它是偏颇的。学者们绝少关心政策的层面，以致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，表现出局部的、零碎的、技术取向的面貌，不能直探问题的根源。其次，研究者优于引进西方学者的观念，探索西方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与变项，却与台湾当前的教育实务与教育问题不相应。

    持平而论，台湾的教育政策的形成并非全无相关的研究。只是，第一，这些研究通常是在政策大体成形之后才进行的，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，即使偶有以「改善政策」为目的的研究，通常也局限在技术层次的改进，无意于对政策的大方向进行严谨而深入的评估；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在这些政策研究的过程中，教育心理学者基本上是缺席的。似乎教育心理学者的角色只是，在既定的框架下，为教育实务进行枝节的研究与改善。换句话说，教育心理学似乎只被期待教育技术的提供，而不是教育观点；第三，即使在既定政策的框架下，教育心理学者似乎也很少体会到，他在整个政策运作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功能。譬如说，在「常态编班」的既定政策下，为什么校长与教师们甘冒受严厉处分的风险，继续阳奉阴违?显然其中的心理机制亟待厘清，却未见教育心理学者积极介入。